夏斌：中国未来金融发展战略的若干问题,中国未来金融业的机会

编者按：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目标。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标志着我国将在未来五年全面开启从金融大国迈向金融强国的关键征程。在此过程中，我们面临哪些主要挑战？又应如何系统谋划、精准施策？

在中信出版集团2025年11月出版的《读懂“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一书中，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主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原所长夏斌撰文讨论了中国未来金融发展战略的若干问题。

文章指出，中国金融面临全球化需求与风险防控的矛盾，存在“金融滞后”与“金融弱国”两大现象；提出战略方向为“国内金融充分市场化”与“涉外金融有限全球化”，核心包括推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渐进开放资本账户、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及深化国内金融改革，以稳步提升中国金融实力与国际影响力。观察者网转载文章，供各位读者参考。

【文/夏斌】

当人类社会处于大国兴衰更替的漫长历史转折时期，影响各国经济力量剧烈变化的已不仅仅局限于一些最基本的经济规则（当然最终决定力量必然是经济因素），个别事件的发生、偶然因素的累积，同样不可忽视。面对未来动荡的外部环境，各国政府特别是大国政府间的政策博弈，将影响历史的进程。加上不同国家民主力量、民主政治推进程度的不同，其博弈后政策偏离经济规则的不确定性也在加大。就此意义讲，研究一国金融战略的难点，是研究国与国之间政策博弈中各种复杂组合的可能性。

因此可以说，在世界力量发生重大变化和重组的大变革时期，迫切需要的不仅是体现现代经济学的主流理论，而且需要能适应世界经济力量发生变化，同时能维持世界经济秩序的指导理论，需要的是能反映大国兴衰更替的政治经济学。

在美国纽约，一名女子走过华尔街铜牛。 资料图：新华社

对研究一个正处于转轨、崛起的大国经济体的金融战略而言，更具特殊需要的是，必须回答其战略的特殊性和策略性，即在追求本国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如何顺应世界经济力量和格局的变化，维护世界经济增长中的全球化趋势不被中断。

战略未必一定是敌对的。战略是制定方为谋取某种利益的计划，它同样可以在基本不伤害他者、寻求和谐的情况下实现，如历史上的英国、20世纪70年代前的美国，其经济发展同样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今天，在世界对中国可能于21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的“未知”“不安全”猜疑太多的状况下，中国更需以清晰的和谐金融战略昭示天下，回答维护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全球包容性增长的命题。

未来环境对中国金融的需求是矛盾的

中国未来增长存在以下四个主要机遇：一是高储蓄率，二是工业化、城镇化，三是全球化，四是体制改革的空间。同样，中国也面临各种严峻的挑战。广泛而言，挑战来自各个方向，如大国地缘政治问题，领土统一与主权安全问题，气候变化与碳排放问题，国内收入分配不公和腐败问题，民主政治改革和软实力问题，以及其他一系列国内外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

如果就纯经济增长趋势分析，关键性的挑战又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人口老龄化，二是资源、环境制约，三是经济结构的失衡，四是国际金融秩序重建中的动荡。

四大机遇与挑战，对金融意味着什么？简言之，从机遇看，要求中国金融应尽快全球化；从挑战看，要求加快中国金融全球化进程，但面对外部并不稳定的环境，中国金融的全球化绝对不能操之过急，需要保持必要的“风险隔离”和“减震”装置，需慎对金融全球化进程。

综合未来的各种环境因素，对中国金融的客观需求不得不是矛盾的：既要金融的全球化，又必须是有限的金融全球化。

在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拍摄的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资料图：新华社

现实的中国金融供给：“金融滞后”和“金融弱国”

对中国金融未来环境的分析，是需求分析。现实的中国金融能供给什么？其特征是什么？笔者概括为“金融滞后”与“金融弱国”两大现象。对于前者，人们容易接受；对于后者，也许有些人不赞成。

笔者早在2007年就提出“金融弱国”，主要基于在国际比较中，一国金融制度及其运行机制不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占“上风”，即被他国所影响进行的思考。若就此出发，毫无疑问，可列举一系列特征性现象：

人民币汇率不敢自由浮动，人民币远不是可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这是“金融弱国”的主要标志；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如一国宏观调控受制于他国的“原罪”现象等弱机制问题；在国家层面存在严重的“货币错配”；从大宗原材料、能源定价的话语权看，中国还只是一个“跛足巨人”；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深度与广度，仍属刚刚起步，海外资金尚不敢让其自由进出；加上国内金融的一系列行政管制，导致中国表面热闹的“金融的发展”“骄人的成绩”，还只能处于初步的、浅层次的“自娱自乐”阶段。